美國的「新」右派與同性戀

不少香港社運人士皆認為美國右派是反同性戀甚至是「恐同」基地。但我上一年在保守派大集會(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跟一些新世代的右派聊天，發覺到美國右派巳經開始慢慢轉向支持同性戀。這種轉向主要歸功於新一代的右派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和聯邦主義去思考同性戀議題。

眾所周知，自由市場*主張政府應該儘量減少干預，任由市場自行運作。原因大致上有兩點。第一，政府所做的事情，在我眼中可能是好事，但在別人眼中卻可能是壞事。當政府一刀切規管，人們豈不是失去拒絕的自由？第二，政府官僚式的操作缺乏靈活性，限制了創新的可能。因此，大政府在這些右派心目中是十分邪惡和可惡，政府最好管得越少越好。當我們理解了這套思維模式他，就不難發覺，這些新右派跟宗教右派有甚麼不同。宗教右派一向認為政府應立法保護傳統婚姻，但在自由市場下，基督徒認為同性戀不道德並不代表非基督徒也覺得是不道德。政府有甚麼理由強迫非基督徒去接受基督教的價值觀？又有甚麼理由去為市場定下「道德」的準則？這豈不是犯了干預市場這條「死罪」嗎？因此，婚姻的定義最好還是交由市場去自行定義。

另一路右派思維支持同性婚姻就是聯邦主義。由於美國是聯邦制的國家，在這類右派眼中，聯邦政府應該尊重美國的聯邦制傳統，不應該無限地擴充其權力。那些宗教右派要求聯邦政府立法禁止同性戀，是破壞了美國的政治傳統。因為婚姻定義並不是聯邦政府的職權，而是州政府。因此之故，假若某州政府決定接受同性婚姻，聯邦政府絕對無權反對。

事實上讓州政府決定婚姻定義，再慢慢演變成全美國支持同性婚姻這這套戰術，暫時來說頗為成功。聯邦政府要顧及五十個州的人民意願，才可以推行法令，實在十分麻煩和浪費時間。但在地區政府層面來說，州對個別議題擁有較大的共識，所以要立法同性婚姻難度相對較低。而我所住的紐約州剛剛就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了。相信不久的將來，美國北部大部份州都會開始接受同性戀合法化。如果這些新一代右派勢力強度甚至可以打低上一代的話，我相信美國不久的將來會變成一個接受同性婚姻的國家。

*這是他們認為的自由市場觀念，並不代表經濟學上的「自由市場」是如此。

(蘋果日報的金融人語，早排也談過這種轉向巳慢慢出現右派的金主身上)

革命前的英美關係與《常識》

很多人認為殖民地跟宗主國的關係一定是強者vs弱者又或者是邪惡的宗主國對弱少的殖民地進行掠奪。這些斷言統統是過份簡單化殖民地史。就以英美為例，其實兩者頗為水乳交融，甚至去到爆發戰爭那一刻，雙方也是想息事寧人，大家各自繼續之前的生活。

首先，殖民地歷史不只是「宗主國派統治者去殖民地對當地人進行壓迫。」英國就有兩種制度的殖民制。羅馬式的殖民就是英國派兵佔領，然後派殖民官進行統治；希臘式的殖民便是移民去某地方開發，然後進行自治。美國是同時擁有兩種制度的大殖民地，因此培育了各州都有各自的文化和風貌。州與州之間甚至有明爭暗鬥。(例如，可以在革命時互相扯後腿)但他們都有唯一的共通點就是效忠大英帝國。

說到這裡，大概不少人會說，「根據我們高中歷史書對重商主義的定義，宗主國搶奪殖民地的天然資源。宗主國會將這些天然資源加工變成商品，賣給給殖民地，從而賺取巨額的盈利。對於這種單方面的掠奪，殖民地應該是十分痛恨宗主國。」

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十六、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並不是用來描述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而是描述大國與大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要注意一點的是，重商主義不同現代資本主義。我們現在對財產和資本的理解是知識、產權等等。但當時的人，只會用金、銀來計算國家財政。明白這種說法，就會知道為甚麼高中課本對重商主義理解是不符合歷史。因為一個國家連殖民地的黃金量是不變的，無論宗主國如何在殖民地進行掠奪，在當時人眼中，只不過是左手交右手的數字遊戲。要真正的增加黃金和銀的數量，有三個辦法，第一，開發更多殖民地，尋找黃金。第二，攻打別國，增加本國的黃金量。第三，叫商人在國際貿易上用資源去交換別國的黃金。(我知道貿易是可以雙贏而非絕對零和，但這個經濟學概念去到1776年才由Adam Smith 提出。)

明白了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就不難理解，美國殖民地不會痛恨宗主國。他們眼中只要宗主國夠強大，能夠保護到貿易，殖民地的生活也不會太差。而在宗主國眼中，殖民地資源對他們的國際貿易尤為重要。宗主國也不敢隨便對殖民地呼呼喝喝。明白了英美的殖民地關係，就大概明白為甚麼有為數不少的歷史學家非常反對Dependency Theory詮釋殖民地史，因為實在過份簡單歷史。

《常識》在美國歷史上之所以如此偉大，就是因為美國人之前根本就沒有想過要獨立，只想普普通通享受著英國保護的做一個大英帝國公民。但《常識》扭轉了這種想法，打破了舊有思維。

假如《常識》沒有寫成，美國會否獨立？相信還是會，因為英國和美國最大的矛盾並不是經濟上而是宗教的意識形態上。你或許會問，英國和美國皆是新教國家，兩者會有甚麼宗教矛盾呢？

問題就正正是在「新教」這兩個字上。新教的世界觀，一向是人人有權詮釋聖經。而他們的詮釋就是真理。當別人拒絕他們的詮釋，就是別人的錯，別人野蠻。由於這種世界觀，英國和美國各自對「稅收」和「自由」有自已的詮釋，也覺得雙方沒有道理。去到這樣的地步。最終，和平(？)分手還是最好的結局。

*不妨參考MBA智庫百科的重商主義。當然，這些「主義」是現代人加給古人，不同意這種定義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常識與城邦論(下)

《常識》這本書雖然被公認為美國史上一本最重要的著作，但其論點實在有不少誇張失實。例如，

第一， 《常識》 談到只要美國團結一心，美國民兵絕對有能力擊敗當時世上最強大的英國軍隊。誠然，美國最後的確在獨立戰爭勝出，但當中的過程卻絕非靠美軍而是靠出色的外交手腕和運氣。美軍在戰爭前期醜態百出，甚至鬧出大陸議會因為各州有分歧而無法補給革命軍。這樣的一支「軍隊」根本沒有辦法戰勝身經百戰的英軍。但幸好，英軍的戰略只是安撫殖民地，無意爆發大規模戰爭，美軍才不至於迅速落敗。

第二， 《常識》 大談英國君主制是奪去人們的自由。但當時在英國，「自由」的定義是所有事情也需要按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而當時的英國君主皆極之推崇這套程序公義，因為有些君主年幼時親眼看見君權過大而不守程序的亂局。他們們甚至為了維護這套程序公義，而否決美國要求君主直接向徵稅。

不過，就算《常識》擁有這些錯謬，這並不影響其影響力。美國的開國之父一樣用這本書的立場去為美國革命正名。歸根究底，哲學和歷史不同，前者需要嚴謹的論證，後者並不一定按照「合理」的軌跡發展。就算是一本錯謬百出的書，一樣可以影響歷史。

自從陳雲發表城邦論，網上的評論總是圍繞著其論證是否成立，甚至陳雲本人的挑釁手法是否恰當。從上面的歷史例子，我們看到就算某書有錯誤的論點，一樣能夠對歷史進程發揮出正面的影響。假若陳雲的城邦論像《常識》一樣，為香港民主發展立下大功，我相信城邦論日後必定成為香港歷史系學生的指定閱讀文獻。而香港民間也會懷緬陳雲這位學者如何力排眾議，寫下城邦論這本巨著，就像現今美國人對待Thomas Paine一樣 。至於那些批評陳雲的說話，管你是哲學教授或者甚麼文化人，通通會埋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當然上面的情況，只是假設城邦論成為「勝利者」。

常識與城邦論(上)

自從讀了陳雲的城邦論，我整天都在思考這本書跟Thomas Paine 的《常識》(Common Sense) 有甚麼相似的地方。適逢剛剛過了香港回歸紀念日和美國國慶。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首先，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中學歷史會教歐洲各地革命，但就是不談美國革命。我必須談一談美國革命的原因。很多人(包括美國人)也誤以為美國獨立的原因是因為邪惡的殖民宗主國在沒有美國人的支持下，開徵多項稅收，激發美國民憤。美國人一怒之下，宣佈獨立。之後經過幾年的血戰，正義的一方獲得最後勝利。

這其實只是一個歷史謬說。美國的確是因為稅收而跟英國人翻臉，不過細節卻複雜得多。當日大英帝國的法律是說國王要收稅，必先經得人民授權的國會同意*。而美國並沒有任何代議士在英國議會。因此美國人覺得，大英帝國要收美國人的稅是侵犯了美國人作為大英帝國公民的權利。英國人對此的反應是非常克制，首先，他們看見激烈的反抗，就停止加開稅收的計劃，後期甚至容許美國人選議會進入下議院，從而讓稅收有合法性。不過，「正義」的美國人發現了，就算去到下議院，他們一樣要立很重稅，皆因英國本土議員是多數。所以他們轉而要求英國國王直接向美國本土議會徵稅。這樣，美國人就會緊握著稅收大權。但這在英國人眼中卻是大逆不道之事，因為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政局混亂就是因為國王多次無視英國議會的權威。如果國王可以直接向殖民地收稅，這豈不是意味著，當國王不喜歡議會的時候，可以叫殖民地起兵攻擊英國本土？為了防止這個情況出現，英國議會跟國王一致拒絕了美國的要求。在戰爭初期，不同的文獻都表示兩者都不想發生戰爭，只是不想向對方示弱而巳。不過，美國人就開始懷疑這場戰爭的目的。美國一開始的目的只是想奪回他們作為「大英帝國」公民的權利。但現在卻跟宗主國爆發戰爭，那麼他們還算是大英帝國的子民嗎？因為不知道這場戰爭目的，各洲開始出現不少保皇黨脫離美國。再這樣下去，美國必敗無疑。

為了回答這個難題，美國政客開始回想起一本書，這就是Thomas Paine 的《常識》。這本書的論點其實十分簡單。第一，英國是殘暴不堪的君主專制政權。第二，跟著英國，只會拖累美國成為歐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第三，美國是大陸國家本來就強於英國，為何要聽命一個海島國家呢？因此，美國如果要自由，就必需脫離英國。若果讀了一點近現代歐洲史，大概也知道這些的論點不少都是胡說八道甚至充滿偏見，也給他本人也給當時的知識份子批評為「民粹」。不過，這本書發行的時候，美國人卻相當喜歡。當美國各洲的代表在苦惱這場戰爭意義時，就想到這本書。最後甚至採納Thomas Pain的獨立立場。從而，為美國成為民主大國立下了根基。

*當日的人民授權，並不代表是現今的民主選舉。

歷史學的抽水

近日，林以諾的同性戀言論言論引來一番爭論。 我校的歷史學者每逢談到基督教反同性戀，都會用歷史諷刺現今教會。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西班牙和葡萄牙為了名正言順地進行黑奴貿易，教會便給他們創造了不少論證去證明黑奴貿易是上帝的心意。

話說有一次，挪亞飲醉酒，然後「光脫脫」去睡覺。含，(Ham)，挪亞的兒子，見他父親光著身子，就叫他的哥哥給挪亞一件長袍。挪亞一起身，知道含見到他的裸相，就咒詛含，要他將來當「哥哥們奴隸的奴隸」(馮象譯本)。在猶太人的世界觀中，含的後代是就是非洲人。亦即是說上帝是要非洲人做歐洲人和亞洲人的奴隸。


因此之故，西班牙和葡萄牙就用這個理由瘋狂地進行黑奴貿易，而不少基督教國家和教會也用相同理由為自已的行為辯解。


誠然，五百多年前的聖經是支持奴隸制，並不代表同一本聖經在今天還是支持奴隸制。相同道理，今天的聖經是反對同性戀，這並不代表二、三十年之後的聖經還是反對，更可能會變成熱烈讚成。

德國的兩難

很多人還責怪德國人為何這麼固執，情願讓希臘退出歐元區也不肯讓步印銀錢。其實德國去到這個地步巳經陷入了兩難的局面。

若果德國不讓步，希臘當然會被踢出歐元區，其災難性，坊間巳有不少報導，我就不多說。

但如果今次德國給希臘嚇一嚇，便讓步容許他們繼續接受援助，而不執行緊縮政策。那麼其他歐豬國家會怎樣看？他們知道：「哦，原來只要我們威脅退出歐元區，德國人就會腳軟，那麼我們不妨威脅一下，不就可以又有金援又照享受舊有的福利嗎？」發生這樣的情況，德國要援助的不是一個希臘，而是幾個「希臘」，甚至比希臘更大的經濟體。先不說我們親愛的德國總理在2013的大選如何連任，就算是德國人願意，他們也沒有這樣的國力承擔這麼多債務吧？


明天不只是荷蘭在歐洲國家杯的生死戰，還是希臘人的生死之戰。若果他們真的選上那位左翼狂人(雖然巳有左翼說他不是「真正的左派」)，而他真的履行他的承諾，不接受緊縮政策，大家將會看見一場比08年雷曼破產更強的金融危機。但大概不是最強，因為希臘退出歐元，只是危機的第一波。

為甚麼馬克思主義會在歷史學衰微？

曾經有不少非歷史系的朋友跟我說我應該要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當中的階級分析是分析資本主義的上佳工具。我之前一向不會回應這些說法，因為我在近代史的歷史堂上甚少聽過有人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歷史。直到今年讀了一堂比較專門的拉丁美洲歷史和美國革命史，需要探討過往的學術界的成果。我沒有時間將這個地方的學術研究史詳細打出，只列舉現代歷史學家普遍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地方。

第一，歷史是非常複雜。人類的行為不會單單被自已的階級分層去影響。當中還包括了文化和種族。例如，在巴西史的研究上，越來越多人放棄用階級分析解釋當地的貧富差距。因為二十世紀初期，巴西政府和學術界(甚至是西方)，皆誤以為巴西是一個種族融和的地方，沒有需要推行一些種族平等的政策，當他們看見巴西還是落後國家，就訴諸於外國剝削。但現實是，貧窮人士主要是集中於黑人，而非白人。原因在於黑人在教育和就業上受到嚴重的歧視，令他們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而白人卻憑著膚色享受了一切的經濟成果和好處。這樣貧富差距就出現了。假若用階級理論是無法對拉丁美作更高層次的理解。

詳細可參考，Orpheus and Power: The Movimento Negro of Rio de Janeiro and Sao Paulo, Brazil, 1945-1988。第二章詳細解釋階級分析的問題。(作者雖然不是專業史學出身，但比較政治學，也需要不少歷史學的訓練。)

第二，現代歷史學家是先從事實/文獻，然後再歸納出一些結論。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卻是「倒轉」，要先理解好理論，然後尋找歷史事實強行套入(Fit in*)理論。這樣就做成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歷史和缺乏對歷史的全面理解。在美國的進步年代時，學術界普遍認為美國立國初期，為償還戰爭時的債務，傾向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美國憲法是資產階級的法律。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成立，因為從一手文獻和當時的開國之父的辯論當中，就會發現美國憲法是因為道德問題。這個是很有趣的課題有機會再談。可自行者參考 Gordon S. Woo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的第一章。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歷史學家完全放棄階級理論。有一些歷史事件確實是階級問題。若干年後，有歷史學家用階級矛盾去理解201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我也不會覺得出奇，只是現代西方歷史學者巳經不會用單一馬克思主義解釋整個人類歷史。

聽聞還有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專門從事如何將人類歷史歸納為階級鬥爭的結果。不過，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好像經常給人說成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我一位歷史教授所用的詞。

大陸人很開放？

每年的六四前後，都不斷聽到人說「大陸人很開放，會來紀念六四。」又或者「巳經越來越多大陸人開始獨立思考對抗在國內的洗腦教育。」從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六四平反有望，甚至出現了中國快將民主的結論。我對這些說皆不以為然，因為六四對於大陸人來說其實並不太難消化，並不能因此判斷他們的開放程度。

中國大陸一向有一種凡是以國家的利益作為出發點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其實很容易會得出跟香港人十分相近的立場。就以近幾年暢銷的大陸小說狼圖騰為例。書中作者姜戎的立場其實跟很多香港人甚至西方國家十分相似。書中的主人翁目睹蒙古草原上的狼如何強大到令人信服；目睹國家制度在文革時如何腐敗；目睹無能的官僚如何摧殘大自然。因此，最後，主角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國要走向民主、科學之路。但其支持理由是他想中國強大起來而不是保護個人的自由，因此無論任何手法他也會接受，甚至會學狼一樣的生存。


明白了這套思維模式，我們不難想像，大陸人並不會抗拒六四。 只要 大談六四是為了打倒貪污腐敗從而讓國家強大起來。大陸的同胞便會同情他們。畢竟學生的出發點在他們眼中是正確的是啊。

但若果支聯會談的是的西藏和新疆各項歷史真相，我敢寫包單，沒有人會說大陸人(甚至香港人)有獨立思考。(繼而又說甚麼沒有第一身考察、不理解國情、分裂祖國，下刪十萬字。)


至於這套國家利益出發的思維模式能否建立民主政體。這就不要問我了，去問那些左翼人士吧。他們跟列寧一樣也很喜歡說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是霸權，我們應該有自已詮釋。根據這種說法，北韓大概也是民主國家，畢竟他們有權詮釋自已的民主嘛。只是你想要這種「民主」嗎？

歐債危機與民主

很多左翼人士皆認為今次歐債危機是因為歐洲各國政府並不民主。現在的民主只是資產階級所控制，只要讓人民重新執掌權力，危機就會解決。

首先  ，「人民」這個字在左翼字典上是十分「屈機」。例如，當大多數人支持一些左翼議題，左翼會高呼「這是人民的意願」。但當不少人反對其議題之時，左翼就會批評為「民粹主義」。對於這些列寧式的抽水方法，大可不必認真理會。*其次，今次歐債危機日益嚴重，除了我之前文所說的經濟主導權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各國太民主了。

西方代議政制跟雅典式民主最大的不同就是降低了民粹成份，因為人民根本就不可能通曉所有議題。若果人民直接控制國家，很可能做出對大眾不利的決定。為了減低政府出錯的機會，人民就要選出代議士，從而讓他們管治國家去為大眾謀福祉。而這些領導人也要需要照顧本國人民的感受，因為只要人民不高興，下一次選舉就可以將領導人拉下馬。這樣就做成了精英和人民互相制衡的格局。

歐洲今天問題就是出了「為大眾謀福祉」上。假若你問一個經濟學家在歐元危機上「如何為大眾謀福祉」，十居其九也會告訴你，印銀紙、降低利率、發行共同債卷和停止緊縮政策。可惜的是歐元區有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文化，各國的「大眾」皆有不同的「福祉」。換句說話，當歐元區要推行一些政策，他們其實是需要排解十七個不同文化/民族的人民意願。在希臘人眼中的「福祉」是維持過住的福利和留在歐元區。而在德國人眼中的「福祉」卻是停止拯救那些「高福利」國家，然後踢他們出歐元區，免得他們再浪費德國人的血汗錢。但問題是德國總理又不是希臘人選出來，你們又憑甚麼叫總理女士聆聽你們的訴求？而歐元區又是大國說了就算。因此，整個歐元區的經濟政策是德國的「福祉」而非整個歐元區的「福祉」。那些希臘人對德國無可奈可，唯有不斷將自已的領導人拉下台，換上另一個上去為自已謀福祉，從而持續地做成政治的不穩定性。而市場就真的擔心希臘會換上一個「狂人」令希臘被逐出歐元區。這就是為甚麼每當希臘大選，股市也要大跌一輪。

危機之初，不少外國評論家皆主張，歐元區應該學美國，成立一個聯邦政府來挽救歐元危機。用經各國人民授權的聯邦政府去處理各成員國的「福祉」。只是莫說是德國人，恐怕其他歐洲國家也不願意作出這樣的改革。

*翻看共產主義的歷史，大家會發覺，共產主義國家一向愛將任何失敗的事情指向資產階級的陰謀和不夠「人民」。

歐元危機惡化的主因

香港不少報紙皆指責社會主義的的過份福利政策是歐元危機的罪魁禍首，這實在是無稽之談，也正如一些左翼人士所說「這是右派銀行家的謊話」，而十分諷刺的是，削減福利是危機惡化的另一個原因。

美國經濟學家Paul Krugman很早之前巳經指出若果社會福利是歐元危機的主因，那麼第一個出事的國家應該是法國和德國，因為兩者的福利佔GDP的比例遠遠高於希臘和其他有債務危機的國家。(見下圖)

由此可見，歐元危機其實跟甚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沒有甚麼關係，今次危機惡化的主因是因為國家的經濟政策完全報廢，從而導致整個國家停止增長令債務危機日益嚴重。

我們首先要明白，政府調控經濟，主要有兩種手段，一種是貨幣政策，另一種是財政政策。前者，運用利率和貨幣供應，當經濟過熱的時候，加息、收緊貨幣供應，讓幣值上升，為經濟降溫，當經濟衰退的時候，減息、放寬貨幣供應，讓幣值下降，剌激經濟；後者，運用增/減稅等行政手段去影響經濟，當經濟過熱，政府會加稅去冷卻經濟，當經濟低迷，政府會大興土木或者增加福利去剌激經濟。

只要看一看希臘的情況，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問題在於失去了這兩種調控經濟的手段，從而喪失經濟主導權。

在貨幣政策的層面上，我們要明白到歐元是一個貨幣聯盟，十幾個不同的國家，只用一種貨幣。其好處自然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國的經濟交流，但壞處則是廢掉各國的貨幣自主權。假若A國經濟差需要減息剌激經濟，B國經濟好需要加息冷卻經濟，而歐元只有一個貨幣政策，那麼這個利率應該怎樣調節？答案是，A國和B國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德國和法國的意願。由於德、法是最大的經濟體系，歐洲央行自自然然會傾向於大國利益。假若希臘可以自行調節貨幣政策，這時應該會大量印銀紙和減息去剌激經濟，但由於德國人在一戰後，產生了「印銀紙=高通漲」的心理陰影，他們實在不想再出現多一次惡性通貨膨脹。因此，歐洲央行在危機爆發後，皆拒絕大開印刷機，而且不肯將利率調去0，而是繼續根據德國的通漲率去設定利率。這樣就做了一個荒謬的現象，幣值和利率的不是去剌激衰弱的希臘，反而是在「冷卻」。

由於希臘沒有能力自行用印刷機印銀紙去償還債務/剌激經濟，加上巳經沒有人再相信希臘政府的債卷。為免國家破產收場，希臘便需要德法和IMF的金援去補充國庫。日常生活中，我們是相信別人將來會還錢，才會借錢。假若你借錢給你一個好賭的朋友，你大概也會要他做些事出來顯示出戒賭的決心。IMF和德法也是一樣，他們一樣希望希臘擺脫危機後會還錢。他們也希望希臘人顯示出解決危機的決心，就是要他們削減政府支出。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政府應該大興土木和減稅來剌激經濟，但希臘政府為了避免國家破產，就做了一個飲鴆止渴的舉動，加稅和削減福利。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反其道而行，去「冷卻」衰退的經濟，希臘經濟就只會變得更差。自從2010年後，希臘經濟幾乎是負增長。當國家沒有錢，其他投資者更加不會信任，國債息率會上升。當借貨成本增加，希臘政府就需要更多錢去還清債務。這個惡性循環就成為今日歐債危機惡化的主因。

當香港人不明白，以為是希臘人太依賴福利才會說出「尊嚴」、「自主權」等藉口，其實這不是甚麼藉口，而是事實。希臘人的確失去了對經濟的自主權。香港人或許想下，00年至03年的苦況，然後乘以二，大概就會明白希臘人現在的慘況。當日香港也是因為聯匯而失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同的只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來的財政儲備，不需要聽命於外國。

今次歐債危機希臘人是否完全被外國勢力逼害？相信不是，當日也沒有人逼希臘進入歐元區，而且今天各項民調也顯示希臘人還是想留在歐元區。至於這次危機是誰種下的惡果，我實在不知道，但我只能肯定這不是甚麼「新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問題。

偏見

由於這一年重重覆覆在不同的討論、辯論場合中聽得到一個邏輯謬誤，所以不得不寫一篇短文以正視聽。該謬誤通常用以下的形式展現：

A：「這班教授收了核電公司的錢做研究，寫核問題會有偏見，因此他們寫的不值一提。」

B：「華爾街日報是右派的報紙，寫政治文章會有偏見，因此他們寫的不值一提。」

C：「這人是美國大學的畢業，寫中國東西會有偏見，因此他寫的不值一提。」

上面的例子在邏輯上皆犯了因人廢言的謬誤。因為一個人的態度、立場和背景跟其論點一點關係也沒有，用此否定別人的立論，對別人一點也不公平。

其實任何人都總有背景和一些偏見，根本就不可以達到全面客觀，極其量只能做到相對地客觀。因此之故，質疑別人是否客觀的人其實自已本身或多或少有一些偏見。若果用「別人不客觀，因此其理論不成立」，說者的理論也不見得會成立，因為該位仁兄也是人，也會有偏見。

純粹以討論技巧來說，這種回應其實很笨拙，假若對方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反駁，就會立刻被KO。

D：「你們這班NGO收了核電受害者的捐款，寫核問題會有偏見，因此他們寫的不值一提。」

E：「紐約時報是左派的報紙，寫政治文章會有偏見，因此他們寫的不值一提。」

F：「這人是大陸大學畢業的，寫大陸問題會有偏見，因此他寫的不值一提。」

因此呢，還是多注重別人的論證，不要這麼介懷別人的背景和立場

歷史謬說

早幾日王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歷史謬說，我也即興寫了一個簡短的回覆。

其實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跟民間的歷史是存在著不少的差落。畢竟歷史學是一門學科，有其客觀性。而民間歷史總是喜歡將自已的愛好當做「歷史」。例如美國人總是喜歡認為自已的開國之父個個都是大英雄，為國人的自由，打倒「邪惡」的大英帝國。

我有一段時非常執著去更正別人的歷史錯謬，因為我覺得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怎能將謬說當成歷史呢？我小學時不斷指正赤壁之戰中曹操絕對沒有八十萬大軍因為當時北方的人口只有區區二、三百萬，一場戰役豈會動員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可是，現在我對民間的錯謬寬容得多，也為自已定下一個標淮，只要這些歷史錯謬並不影響說者的主要論點，我儘量也不會指出。例如一個老師教訓學生，不要像王莽般朝令夕改。在這個場合，我就算指出漢學家魯唯一幾十年前在劍橋中國史上巳經推翻了這個謬說，又如何？重點不是王莽，而是朝令夕改啊！但假若論者是用羅馬帝國的所謂「債務危機」來預測美國將會破產，則是胡說八道，不得不駁斥。

可是人生有限，就算我為自已訂下一個小小的標淮，我也越來越少駁斥各種歷史謬說。畢竟，我不是學者，也不會像某些人副修某某科，然後自稱該科的「學人」。不是學人的我就不能夠斷言很多歷史事實，要不斷找書和文獻去證實。例如，之前有人跟我說英國人在獨立戰爭前後非常看不起美國，我總不會拿我這個學期讀那幾十篇文獻，然後逐一指出，當時大英帝國重視美國到，寧願讓華盛頓坐大也不捨得讓英國殺害太多叛軍。

烏托邦的「自由」

近來為了申請一份工作而聽了多年前Ayn Rand在西點軍校的演講。我並不想談論這個演講的內容，而是想談一談我對Ayn Rand的看法。

不住在美國的朋友大概未必知道Ayn Rand這個人。她是幾十年前美國一位著名反共右派作家。雖然巳經去世多年，但現在不少右派還是將她當成「大師」一樣。不惜出資將她的小說拍成電影，甚至以捐錢為名，威迫為實，求哲學界給她一個「哲學家」的名份。我對她思想評價不怎樣高，論經濟學，佛利民等正宗學術大師遠遠超過她；論政治哲學，她的論證非常粗糙，根本就不值一提；論文學水平，我一位教授更豪言她的英文程度差劣。雖然如此，但作為一位右派「大師」，Ayn Rand在我心目中又未至於去到一無是處的地步。起碼，我幾年前看她的Anthem中批判共產主義，印象頗為深刻。

Anthem是一本短篇小說，影射俄國革命後的社會。在書中，社會巳經沒有「我」這個字，取而代之是「我們」，而人的工作都會給上級分配好，大家為「我們」去努力工作。主角雖然出生在這樣的社會，但他後來發覺不妥主動出走，去到效區找到一些革命前的藏書，發現「我」這一個概念，從而得到心靈上的解放。

這本短篇小說帶出一個對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他類型的集體主義在歷史上滅絕人性的原因，就是完全忽略個人權利，一味訴諸所謂的「國家利益」。當國家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時候，國家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事實去維護其「利益」。在冷戰時，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共產黨，如何為了「無產階級利益」和「防止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等「國家利益」去打壓人權和知識分子。*甚至用這個原因來為屠殺反對派來辯護。時至今日，我們都經常看到某強國用類似原因例如「破壞社會安寧」，去打壓異見分子。

Anthem另一個隱藏信息就是，資本主義在維護人權方面遠遠優勝過馬克思主義。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無論佔領華爾街的人如何一邊手握iPad，一邊大聲反對資本主義，他們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而那些所謂反資本主義的知識份子，也可以置身於大眾媒體，車大炮大談如何給市場化的媒體逼害。但一個生於但又反對馬克思主義等烏托邦的人怎樣辦呢？Ayn Rand在1938年時給的答案就是，這些烏托邦容不下異見，而之後的共產主義就是如此。


(我倒有興趣想知道，那些「基進民主」或者「後現代」會有甚麼答案。)

日後有機會，我會談下我對Ayn Rand究竟有甚麼不滿。

*冷戰時的資本主義國家，固然有白色恐怖，例如麥卡錫主義，但其規模和程度卻卻遠遠不及動不動就屠殺上萬人的共產國家。

民粹一定是錯嗎？

近來香港，不少左翼或者社運人士皆很喜歡用「民粹」來批評別人，然後再用他們的「歷史知識」叫人以史為鏡。(例如：六千元事件或者陳雲的城邦論) 但民粹這個字又是否一定是負面呢？從歷史上來看未必，尤其是美國歷史。

民粹的說法是源自柏拉圖的理想國。柏拉圖當日反對民主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部份人民皆是愚蠢，只曉得短期利益，不曉得甚麼政策才是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只要一些有魅力的演說家就能利用人民的短視，從而控制他們做出一些為非作歹傷害天理的事出來。在柏拉圖筆下的民粹的確會為國家帶來災難。而誠然，近代不少由左翼領導的民粹運動和革命為廣大人民帶來傷害，例如毛澤東、赤軍、列寧等等，皆為血證。(噢，又忘記了，他們是共產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同一時間，近代也有不少民粹是利國利民的。在美國憲政民主的發展史上，民粹就促進了第十七條修正案，容許「一人一票」選參談院議員。

美國立法機關是兩院制，眾議院的議政當是是一人一票，直接民主選出來。但參議院則比較特別，表面的的功能是用來維護小州的利益，以免大州同時控制參眾兩院，但暗地裡卻是防止民粹。立國初期，美國憲法之父，James Madison，非常擔心美國會出現像柏拉圖所描述的民粹現象，但又深明精英並非事事正確，假若人民一點權力也沒有，又沒有人監督精英。因此他主張眾議院是直接由人民選出，而參議院就由州議員等精英選出，法案需要兩會同意才能通過，這就可以讓人民和精英互相制衡。(參考The Federalist, no. 62)

 

時移世易，十九世紀的美國，正值工業革命，社會開始出現不同的程度的轉變。農民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因此他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加干預市場和增加福利。可惜的是，當時參議院議員住住是由州議員黑箱作業出選出(任命)的，議員們很多也是資本家和企業家，當時參議院更有”millionaires club” 的惡名。這樣的情況下，低下層的訴求根本無法達到。為了打倒這種「精英主義」。當年的美國民粹力量，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希望通過憲法修正案，讓參讓院也是全民直選。終於在1913年通過第十七條憲法修正案，讓參議院成為真正的民選立法機關。之後的二十世紀，更成為捍衛公共福利，防止資本家獨大的其中一個重要據點。

 

 

在這段歷史當中，民粹其實並非真的這麼負面和「恐怖」，民粹一樣可以是爭取民主和自由，一樣可以是一股正面的力量。重點是如何運用這股力量，若果運用錯誤，固然可以做成文革的慘劇，但運用正確，則可以增加民主。最重要的是，現在的人民巳不是拍拉圖時期的雅典人。現在的人民，其實很醒目，他們會分辨是非好壞知道甚麼政策對自已最有利，假若那些左翼一邊要爭取民主，但一邊又不信任人民認為「民粹」是錯誤，談何民主呢？難道要那些左翼的所謂「精英」統治國家？(這不就是共產國家的民主制中制？)

 

甚麼是納粹主義？

其實我個人一向認為左右派人士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例如奧巴馬當日大力推行醫改，那些美國右派就大罵支持醫改的人是共產主義。而今天，香港的一些支持本土權益如陳雲林忌等人，說要限制大陸孕婦來港，就給那些左派人說成是納粹主義。這未免太誇獎他們吧？等我解釋一下甚麼是納粹主義。

歷史上的納粹主義有三種主要主張

 第一，The Führer Principle。這個意思很簡單。就是說支持一人獨裁政府。獨裁者擁有無上的權力，壓到一切法律和權力機關。

第二，Living Space。這就是說民族的生存空間不夠大，需要攻打其他國家，擴展領土。二戰時，納粹德國就是用這個理由去進行東歐和蘇聯，希望在那裡建設殖民地給德國人發展。

第三，Racial Community，這個主張比較複雜。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社會應該是建基於單一種族之上。正所謂，非我族類必有異心，其他種族必會謀奪政權。因此要先下手為強，將這個種族趕絕殺絕。由於希特拉認為猶太人威脅到德國人，因此就進行了歷史上的大屠殺。

(這個主張還包含如何看待女性地位、馬克思主義、宗教等等，不過跟今次討論無關，不談。)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維護本地人權益的人，叫幾句「反對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反對大陸學生奪取過多香港學生資源」，跟納粹主義有甚麼相同的地方！

債務令羅馬衰落？

不知道為甚麼當美國一有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會很多人跳出來用其「經濟學」大談美國國債過多會令美國破產。不過，當近期債王格羅斯認錯沽錯美債、美國國債息率急跌，我終於不需要聽到這麼多「高論」。但當中有一個「高論」我不得不駁。就是說：羅馬帝國當日也是債務纏身，所以國破家亡。今天美國也是債務纏身，所以也將會衰亡。我先不說歷史學不能這樣借古諷今。我只談羅馬帝國在經濟上的衰亡不是因為債務而是因為奴隸制！

羅馬自共和國時期開始就是一個奴隸型經濟。意思就是大部份生產工作也交給奴隸去做。這個經濟模式好處就是公民不用作大量工作也享受不少福利，壞處則多，最壞的地方是奴隸之間是很少生育，奴隸數目非常容易下降，令到經濟增長下降。補充奴隸的方法就是靠不斷戰爭，擴張領土。為了達到百戰百勝，羅馬就有一項法令，凡是打勝仗的，就贈送一個羅馬公民身份。當日羅馬公民的身份是十分尊貴，，正所謂重償之下必有勇夫，羅馬便戰無不勝，而奴隸制也自然沒有問題。

可惜好景不常，五賢帝之後，羅馬就停止擴張，戰爭一少，那麼奴隸數目自自然然不斷下降，從而令經濟蕭條。當經濟差，政府缺錢，羅馬政府就想到免費派公民身份，增加稅收。可惜的是當公民量產化後，這個身份便不值錢，也沒有勇夫再為羅馬政府賣命，去到後期羅馬只有用傭兵防守疆土了，從而引申到後來日爾曼入侵的問題。同一時間，增加稅收後，羅馬依然是入不敷支，那麼就唯有加城市人的稅收，但城市人沒有工作，又要面對加稅，如何生活呢？他們唯有搬離城市。最後城市人口漸漸減少，城市的規模不斷縮少。羅馬的經濟自然衰得更快，失去了城市，羅馬其他方面也開始大幅地衰落起來。

因此之故，羅馬帝國衰落根本就不是甚麼債務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系統崩潰。那些借古諷今的，好心就看多點歷史書，而非拿著本甚麼貨幣戰爭就大吵大鬧！